一、于漪

于漪，女，汉族，1929年2月7日出生，中共党员，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长。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漪“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一辈子默默耕耘，于漪功成名就：语文特级教师、2009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但她并没有停步：

“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于漪德育实训基地”……于漪这些年致力于当教师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年轻教师，在她的帮助下成为教学骨干力量。在基地授课过程中，于漪注重引导学员之间彼此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了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于漪首创了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程红兵、陈军、王静波、王缨、谭轶斌、朱震国等知名的教学能手都是于漪的学生。他们有的已被评上特级教师，有的多次在全国的教学大赛中获奖，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这些“桃李”站在讲台上更好地育人——这是于漪老师的骄傲。

通过几十年来不懈努力，于漪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引领人。在她的教学生涯中开了近2000节公开课，凡是观摩过于老师上课的学生和同行，无不为她的教学艺术所吸引、所折服。近50堂公开课已作为教师教学研究和培训的经典。

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于漪曾提出两次重要的语文教育改革思想：1978年提出的“教文育人”观点，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思想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于漪又旗帜鲜明地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中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这一观点，在语文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语文教育界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新一轮讨论，并使这场讨论最终在“人文性”上达成共识，写入教育部新颁发的全日制初中、高中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于漪是一名语文教师。但她把自己定位为教师，语文只是她的专业。她的心目中，课堂教学要给孩子们传授知识，更要传授精神。“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是于漪所推崇的。与于漪对话，依然被她浓浓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的心所打动：“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是我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优点，是做人的底线。”

“民族精神教育是德育的根基，教师要善于挖掘课内民族精神教育资源，依托民族语言教育，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有机、无痕地把民族精神教育渗透到语文学科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在教学上，她认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民族精神渗透于语言文字而得以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于漪用每一根神经牵挂着学生。有时候，学生的一句话会让她回想一个晚上。于漪说：老师的感悟替代不了学生的感悟，只有认真倾听学生，师生平等对话，才能形成生命的磁场。

“时代的活水要在课堂上流淌。”于漪注重结合时势特点，从身边吸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的效果。看到很多学生喜欢周杰伦的歌，耄耋之年的于漪找来专辑认真试听，琢磨周杰伦吸引孩子的原因，发现《青花瓷》等歌词从古典名章中寻找灵感，借鉴了传统文化元素，让学生乐意亲近；现代独生子女无人倾诉，烦闷时哼哼周杰伦的说唱音乐，是一种很好的宣泄。许多学生得到了于老师的理解……半个多世纪的代沟一下子消除了，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开展课堂教学时就有了更强的感染力。

“现在的教育方法对男孩子不公平”“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更规范”“教师流动应该是有序的”“学生调皮是本能的，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天性”这么多的问题和建议，于漪无法不忘记年龄……

　　于漪格言

关于教育——

◆办教育、办学校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万米赛跑，要有勇气，有毅力，向着理想的目标奔跑。

◆教育是给孩子的心灵滴灌知性与德性的。知性是孩子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德性是其做人的底线。二者在课堂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是外加的、分离的。

◆办学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战略的制高点上、与基础教育先进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上。

关于教师——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教育的质量说到底就是教师的质量。

◆我这一辈子有两把尺，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在这种“比”和“量”的过程中，我总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总能学到别人的长处。

◆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这个“格”不是用量化来衡量的，而是国家的要求、人民的嘱托。

◆教师的学历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学历只说明你的受教育程度，在岗位上是要有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绝对不会是零。教师这个工作无时无刻不是你世界观、人生观的亮相。

◆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教师的价值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

关于学生——

◆每一个孩子都是艺术品，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教师一定要目中有人，不仅要走进学生的知识世界，而且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只有当教师给学生带来思考，用思考来指挥学生，用思考来使学生折服和钦佩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年轻的心灵的征服者、教育者和指导者。

◆教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

◆把学生当做被动的人，实质上还是目中无人。

◆做教师的千万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目光来看待学生，每个学生都是“变数”，在发展，在变化，教师加温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开窍，会飞快进步，茁壮成长。

关于教学——

◆教育事业真是遗憾的事业。我教了一辈子的课，一辈子没有上过一堂十全十美的课。

◆我不断地反思，我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

◆教出自己个性的时候，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

◆当崇高的使命感和对教材深刻理解紧密相碰，在学生心中弹奏的时刻，教学艺术的明灯就在课堂里高高升起。

◆教育界有一个比喻，“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我不太同意。知识会老化，知识结构须更新啊！学生是活泼的生命体，不是简单的“容器”啊！课堂里没有时代活水流淌，能与学生心灵碰撞、能使学生感奋吗？

◆课不能只教在课堂上，只教在课堂上就会随声波的消逝而销声匿迹；课要教到学生身上，教到学生心中，萌芽、开花，成为他们良好素质的基因。

◆备课要目中有人，所有的学科都是为了育人。育人是大目标，这是教育的本质。

◆教学参考书毕竟是别人的劳动，只有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是带着生活露水的鲜花，是你自己的心得，学生才容易和你交融。

二、梅贻琦

梅贻琦，于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是梅曾臣长子。梅贻琦是1904年天津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其弟梅贻琳、梅贻宝也都是南开中学学生。

梅贻琦早年家境贫寒，主办天津南开学堂的严修、张伯苓曾对梅贻琦关爱、提携有加，梅贻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堂，奠定了他日后学业有成的基础。因此，他对恩师严修、张伯苓先生很尊敬，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

梅贻琦（中坐者）与留美同学合影

1908年，19岁的梅贻琦离开天津，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后“庚款”留学美国，1914年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一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中学学习，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梅贻琦长周恩来九岁，二人交往十分密切。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大学任教，任教务长。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校长，年仅42岁，一直到他去世，享年73岁，毕生贡献于我国近代教育事业，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梅贻琦先生的管理之下，清华大学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经过他多年经营，清华大学成为大师荟萃的一所世界名校。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以校务委员身份负实际责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许多日后的世界级优秀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贻琦回到北平，积极筹备清华大学的复校事宜。1962年5月19日在台湾病逝。

最难忘的是家乡天津

1915年，梅贻琦开始在清华大学教课时，只有26岁，不少学生都比他年长。当时，清华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是专门为派遣留美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性质的近代学校，一切课程的设置都以顺利留学美国为目的，据说当时清华大学最高班的程度，只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面对当时学校这样的环境，年轻的梅贻琦开始并不甘心情愿长期从教。

半年后放暑假时，梅贻琦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谈到当时学校的环境，表示对继续教书没什么兴趣，准备换个工作。张伯苓先生一脸严肃地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忍耐。回去，继续教书！” 梅贻琦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终其一生。这是他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女士回忆的一段趣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幽默地说：“这可倒好，你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韩咏华生于1893年，也是天津人，韩、梅两家是世交。韩咏华也是张伯苓的学生。韩咏华晚年回忆当时在天津学习的情形时写道：“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纪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梅贻琦）等人。”1918年，由严修、卞肇新为介绍人，梅贻琦和韩咏华订婚，次年结婚。梅贻琦最难忘的是家乡天津。

令人敬仰的现代教育家

梅贻琦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我国教育学家、清华大学校友傅任敢对梅贻琦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清华之所以成为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的一生贡献，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梅贻琦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念，对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和梅贻琦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其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个人修养，令人仰慕和敬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文化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统一。

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谈到梅贻琦，表示欢迎梅贻琦先生返回大陆。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历经周折，最终于1977年从美国返回大陆在北京定居，受到党和政府热情接待，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邓颖超专门请天津“狗不理”的名师做了一桌天津风味的家乡菜，宴请远方归来的韩咏华女士。韩咏华于1993年8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岁。

被誉为“清华大学永久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的铜像安置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1年11月23日）

三、钱令希

钱令希，自1955年成为中国首批中科院院士以来，他奋斗毕生，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科技事业；作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他恩泽后辈，为“第二故乡”大连培养出了难以计数的各类人才。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感恩故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为大连科技、教育以及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世纪老人。
　
　　小镇里走出的大才子　　记得钱老去世时，记者去钱老家采访，钱老家的客厅里挂着王羲之《兰亭序》的拓片，对面的墙上，则是两联老人自书的草书，写时虽已是86岁高龄，但他的字质朴有法，如见其人。看着墙上的书法作品，记者仿佛看见了几十年前的江南小镇上，那个正在努力学习少年的身影……
　　江苏无锡城外东南方有一座小小的鸿声镇，它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早年时，镇上的人家多姓钱，二是这座小镇近代一下子涌现出6位名人，其中5位院士分别是钱伟长、钱令希、钱临照、钱俊瑞、钱易，还有一位是国学大师钱穆。6位名人中钱临照是钱令希的哥哥，钱穆是钱伟长的叔父。此外，钱令希的父亲钱伯圭还曾是钱穆的老师，钱穆曾称自己毕生的学问，皆出自伯圭先生的启迪。
　　1927年，11岁的钱令希考入省立苏州中学，后来又跳级考上了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的高中部，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直接升入该院大学部的土木科，并年年拔得头筹。1936年9月，胸怀“科学救国”志向的钱令希以土木科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同年10月被保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学成归国，25岁的他就被云南大学聘为土木系教授。1942年10月，他任教于浙江大学工学院，之后的一系列成绩，让钱令希作为最年轻的教授扬名在当时有“东方剑桥”之称的浙江大学。
　　第二故乡的特殊意义　　钱令希的家就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钱老从1951年来到大连时起，就和学校结下了深深的缘分，从未离开。校园里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教学楼都曾留下钱老的足迹，从青春岁月走到两鬓斑白，钱老太热爱这片土地了——一个本出生在江南的才子，却将他人生中55年的时光都给了大连，更何况，这55年是他最有成就、最有收获的55年啊！
　　钱老和大连的缘分，要追溯到1951年。一天，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院长屈伯川博士来到浙大土木系，找到当时任系主任的钱令希，两人一见面就非常投缘，从同一时期赴欧洲留学，一直聊到党为了给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在东北工业基地之一的大连创办了大连工学院，条件很好，但师资很是紧缺，诚挚邀请钱令希到大连去工作。屈伯川求贤若渴的精神打动了钱令希，随后，他在上海巧遇来自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张大煜先生，他的一句话让钱令希下了决心：“大连工学院没有老框框，的确是个干事业的好地方。”当年的12月，35岁的钱令希从西子湖畔来到了大连。
　　作为我国著名的力学专家，钱老是我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力学变分原理研究的带头者，也是使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先行者与奠基人，在我国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舰船工程、港湾工程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中，钱老参与和设计建造的工程项目不胜枚举，获奖无数，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等都凝聚着钱老的心血。硕果累累，誉满天下。1985年，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995年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8年获得了陈嘉庚技术科学奖。2005年，大连市政府为他颁发了大连市首届科学技术奖的最高奖——大连科学技术功勋奖。但在钱老的心目中，20世纪70年代由他设计的大连新港主体工程，才是他的成就中最耀眼的一笔。
　　1974年11月，为了落实周总理“三年改进港口面貌”的指示，大连工学院承担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油港———大连新港主体工程的设计任务。钱令希带领中青年教师们投入到了紧张的工程设计中。很快设计出“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这个施工快、材料省、受力合理、使用方便、美观大方的方案。当时有人劝他：“用这种桥型，国内无先例，国外则不少都断裂酿成灾祸了，别冒险了！”但钱令希坚持认为，这种桥型在力学上是无可指责的，造成事故主要是因为节点设计不合理、钢材质量差、当时的焊接技术不成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不知跑了多少腿，逐一寻找方法。经过钱令希和大家的努力，这项浩大的工程于1976年竣工，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奖项。到今年，这座栈桥已经使用了整整30个年头。海港的人说，老人过去经常去栈桥那儿看看，他对那座桥，就像对自己的孩子……
　　但愿学生们都比他强　　2009年4月20日，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一代大师钱令希教授在大连逝世，享年93岁。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向钱令希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在钱老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一副挽幛这样写道：“力学泰斗，自幼立志报国，知行并重，造桥、筑坝、建港，引领计算力学，誉满神州；一代宗师，毕生教书育人，慧眼独具，爱才、识才、育才，赢得桃李满园，天下芬芳。”这是对他一生奋斗的真实写照。
　　记者曾经问过钱老：“您一生中最骄傲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让所有在场的人心头一颤：“是我的学生们都比我强。”老人随口说出了几个学生的名字：“像潘家铮啊，那是三峡工程的技术核心人物，还有胡海昌，钟万勰，程耿东（这些都是院士）……他们都比我强，我心里高兴啊！”
　　钱老的确可以为自己的学生骄傲——在他从事高等教育的65年时间里，他培养出的教育、科技、工程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仅有两院院士，还有大学的校长，以及工程部门的骨干。在他的带领下，大连理工大学的工程力学系一直保持着国内国际的领先水平。大连理工大学的前任校长程耿东曾经说过：“钱老最大的成就不仅在他的学术上，更在育人上。”而他的学生林家浩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更是含着眼泪说：“没有钱老，就没有我的今天。”
　　国家电网公司潘家铮院士回忆了一段往事：“在浙大读书的时候，缺乏中文的超静定结构教材，只有几本英文参考书。老师计划自编一本讲义，他破天荒地让胡海昌和我把那几本英文书读完后拟出讲义的初稿来。这当然不是认为我们有资格写，而是要看看学生们在学习这门课时难点是什么，想的是什么，这种做法在学校里是很少见的，对我来说真是受益终生。至于钱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我考入大学后，父亲暴亡，母亲重病，哥哥和姨母患精神病，二年级时又因代人补考被学校处以留校察看重罚，剥夺公费和工读权利，经济上陷入绝境，已打算休学去当教师了。这些事情我从未透露给老师，他从旁知道后，从微薄的薪资中挤出钱来资助我，让我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介绍我走上水电建设之路，还继续借款帮我渡过难关。多少年后我把这些事告诉妻子时，她不禁泪如雨下。”
　　太多的缅怀，太多的深情，从一篇篇回忆文章的字里行间流淌出来，怎是这几页纸可以写就！我想，没有什么语言，能比钱老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写下的自勉诗句更能概括钱老可贵的献身精神：“献身科教效春蚕，岂容华发待流年，翘首中华崛起日，更喜英才满人间！”

四、叶圣陶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及出版人。他是“五四运动”首个文学研究会的创立人之一，终身致力于出版及语文的教学。他最重要的工作原动力是他的座右铭“文学为人生”。

生平

叶圣陶于1894年10月28日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吴县出生。他的父亲帮当地一个地主做账房，家境清苦。他六岁（1899年）时，进入当地的私塾就读，其后跟随父亲工作。在工作里，他有机会走遍苏州城，体会到低下阶层的生活。

1907年，叶圣陶进入当地的草桥中学（即后来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就读。中学时期，开始接触外国小说及当时的文艺新潮。他不单喜爱阅读这些外国小说及新文学，更与同学组织诗会《放社》。1911年，三年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初等学校任教，并试验当时的新式教学法。可惜，1914年，他被排挤出学校而离开失业。在他失业期间，他全心投入文言文小说的创作。这些小说都寄到《礼拜六》杂志发表。后来他被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学校任教，同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小学教科书编辑。

叶圣陶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时代：他出生之年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国家经历了百日维新，但很快又被列强割据。他早年的生活对他有很重要的影响，使他变得爱国，并致力投身于新闻及教育的工作上，借以改善国家将来的命运。

文学推广运动

受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名新文化运动）影响，叶圣陶终其一生都投入在推动文学运动。他曾参与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并参与出版小说、新诗、小品、文学批评及剧本等各种文学作品。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成为文学家开办的书室“朴社”的编辑。

1936年，与茅盾及洪深创立“中国文艺家协会”。1941年，他成为《文史教学》的编委会成员。叶圣陶亦是当时的反日组织“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的始创者。

政治生涯

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进中央主席。

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教育及新闻理念

叶圣陶认为，教育及传媒是分不开的。

“教是为了不教”

叶圣陶对改进现代中文教育有重要影响。他给中文教育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地灌输书本知识。”这一观点冲破了习惯于强烈依赖记忆和灌输的传统语文教学观念。此外，叶圣陶促进了批判思维的深入人心，让人们认识到个人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学习技能应当被用来构筑学生的基础，同时也将成为学生终生学习的起点。

在语文教育方法上，叶圣陶先生最著名的论断就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这一论断的精髓便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能力，引导学生自己学习探究，发挥主体作用，学会自学的本领，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起帮助作用。在作文教学方面，叶老反复强调“训练”。“训练”什么呢？叶圣陶先生说：“训练学生写作，必须注重于倾吐他们的积蓄，无非要他们生活上终身受用的意思。这便是‘修辞立诚’的基础。”叶圣陶先生提倡的是反复训练，但是，这种反复训练绝不是现在盛行的“技术主义”“题海战术”，而是着眼于学生思想成长、心灵发育、感情充沛的增加“底气”的训练，是实实在在“为人生”的训练。这样训练的结果，不仅使学生写作能力有大长进，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生作为“人”的成长和成熟！曾有人对叶圣陶先生的“训练说”大加诋毁，那其实是没有搞清楚叶老“训练说”的内涵。

文学为人生

叶圣陶在他反思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动情地写道：

“在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有撰述过自己有些模糊或者不甚清楚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不能写那些只是通过想象得来的东西，但我也没有失掉想象力。我生活在城市里，乡镇和农村，我写在那些地方观察到的事物。作为一名老师，我了解一些教育圈的生活，我也记录下来。在一些相当基础和浅显的层面，我关注着中国革命逐渐的发展，同时，我也记录下这些事情。”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他大多数的新闻作品由人们的生活得到灵感。他相信文学作品不仅是用来供人消遣，而且也是反映生活和鼓舞读者思考现实的工具。他感觉有义务去让读者知道在他们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他为什么想要将文学和新闻报道联系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也被用来唤醒青年对社会的关心与敏感。这个观点如同新闻工作者讲述真相的基本原则。叶圣陶也以记者为毕生职业。

易读性

在叶圣陶的作品中易读性是一个显著特征。它意味着读者更有效率地感知和理解文章内容。作为一名记者，叶圣陶作中强调词语的运用。这大概是因为在他做编辑之前，曾做了10多年的教师的缘故。他认为文章是为读者而作的，同时他把文章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交流的工具。当时的作者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是他们不是拥有优秀写作技巧的素养。他们的表达是不准确且意义模糊的。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够欣赏他们的文章。作者不注意实用的重要性。因此，文学作品难于被普通大众接受。叶圣陶认为一个人只有把文章写得实际且易于理解，他才能够去只写一些风雅作品。如果读者不理解文章内容，文章就毫无用处。

编辑生涯

“我的第一职业，我会说，是个编辑。”

1922年春，经朱经农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做编辑。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叶圣陶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在这期间，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就在这一年，丁玲把处女作《梦珂》投给《小说月报》，叶圣陶收到后就发表了。当代文学大师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也是由叶圣陶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上的。在《小说月报》第19卷第12期上编者写了预告：“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藏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叶圣陶就是这样热情地把巴金送上中国文坛的。在《小说月报》上，叶圣陶还发表了诗人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刊出了施蛰存的处女作《绢子》。不难看出，作为“替人作嫁衣”的编辑，叶圣陶发现了许多人才，是文学界不折不扣的“伯乐”。

“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我的第二职业是老师，” 叶圣陶说。 叶圣陶曾花费他人生的许多时间于编辑和出版工作。上海商务印书馆是叶圣陶编辑工作的起点。他于1923年成为该馆的编辑。

在1930年底，叶圣陶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成为开明书店的编辑。他开始编辑中文书籍和儿童故事书。

“编辑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对叶圣陶来说，做一个编辑不再简单的是一份工作，而成为一项职业。“在编辑当中粗心是不允许的，你必须自己检查所有的文字。编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出版物，他们的报道和他们的读者。” 编辑在检查最终成果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叶圣陶认为 “认真” 是一个成功编辑的关键。 他在工作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

叶圣陶的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 他从未停止过于自己“最初和最终”的职业的热爱。 在抗日战争中，叶圣陶与他的家庭一并移居到乐山，并在国立武汉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他回到上海，在开明书店继续他的编辑生涯。

现代出版业的新纪元

叶圣陶对现代汉语的视角促进了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发展。

叶圣陶热切地主张规范现代汉语包含规范的语法、修辞、词汇、标点、简化字和除去异体汉字。他又编纂和规范了出版物的汉字并且规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他所做的努力帮助改进了编辑工作的质量与组织结构。

最重要的是，叶圣陶在出版领域提倡使用白话文。 他的杂志和报纸大多使用白话文，这极大地方便了记者和读者的阅读。所有的这些贡献加快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叶圣陶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伯乐。他教育和发掘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如巴金（1904年—2005年）、丁玲（1904年—1986年）、戴望舒（1905年—1950年）。

创办《公理日报》

五卅运动背景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被称为五卅运动。大约2000名上海工人和学生加入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反帝爱国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压迫并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示威者怒吼道“打倒帝国主义！”。遍及全中国的工人以全体罢工和集体示威游行的方式策应着这次活动。而后英国警察以暴力镇压示威者，在这起事件中造成12名中国人死亡。到6月1日有超过20名中国人被杀害。

“谁来讲述真相？”

没有一家上海报纸报道这起惨案。首页新闻大多是中国京剧演员的闲谈。上海报纸因为当局施压拒绝提及这起事件。作为一名记者，叶圣陶当众指责道“为什么新闻记者们如此无情地对这起骇人的血案熟视无睹？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真相？可笑的事没有人敢说出真相。” 叶圣陶因此与郑振铎和胡愈之（1896年—1986年）一同创办了《公理日报》 他们不顾帝国主义强力压迫，全景展示这起惨案，是为了唤醒有良知和爱国心的普通大众。同时也为了推动“五卅精神”在中国的传播。

新闻报道新方式

为了更多地报道真相，《公理日报》提供了大众的讨论场所，名叫“社会裁判所” ，以鼓励读者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观点看法。叶圣陶和其他《公理日报》的编辑们激烈地批评社会的不公。这份报纸起到了对专制政权的监督作用，同时在早期中国现代社会中启蒙了“新闻自由”的观念。

由于财政困难和编辑们的意见不一，《公理日报》最终在创立22天后停刊。叶圣陶从没有停止追踪真相。在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他参与到反抗国民政府的斗争中，为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而奋斗。

对文学的贡献

现实主义： 生活的镜子

现实主义是叶圣陶最为鲜明的特点。叶圣陶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先驱之一。他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

因为是一名教育家，在叶圣陶的作品中，他记述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剥削者，是没有能力反抗的社会底层的人。叶圣陶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反映着真相与现实。他在自己的小说如《火灾》《线下》和《稻草人》中表达了自己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文章聚焦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广受赞誉的小说《倪焕之》就记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悲情生活。

叶圣陶发现新中国的很多人是自私、冷淡、伪善和保守的。人们为了安稳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叶圣陶在作品中讽刺了这些人。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希望唤醒人们的知觉并正视这些社会顽疾。叶圣陶不仅写故事，而且报道社会的谬误。他的作品不是用来消遣，而是用认知和对现实的思考来填充人们的余暇。“……写作的基础是一双有洞察力和善于观察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却不怎么拥有洞察力……当然，没有必要以写作为目的训练一个人的眼睛，对于眼睛的训练，是为了洞察现实，丰富生活。 ”（摘自—叶圣陶，《过去随谈》46页）

儿童文学： 培养年轻的心灵

叶圣陶的第一篇关于儿童文学的学术论文题作《儿童之观念》，批评了中国儿童受到的坏影响。

事实上，叶圣陶是20世纪20年代第一位写童话的作者。他的作品《稻草人》于1923年出版。 这部儿童读物在许多青少年当中极受欢迎。另一个作品《古代英雄的石像》，讲述了一块石头被雕刻成英雄的形象。这个简单易读的故事背后的寓意是嘲笑专家的傲慢自大与人们的麻木。

叶圣陶的学生丁玲曾经称赞他的童话能够启迪人们对社会更多的思考。叶圣陶的童话是简单的，但是却拥有着深刻的内涵。他相信儿童对周围环境拥有个人看法，所以应当提高他们的批判能力。通过叶圣陶的故事，孩子们可以逐渐获得这个社会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清晰认识。

语言与修辞

叶圣陶的语言是简练而感人的，他以用恰当的词语表述自己的能力而出名。叶圣陶在他的报道中强调感觉与情感。人物在叶圣陶的笔下鲜明活泼，他深深地洞察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知名作家赵景深盛赞叶圣陶是写作界的异数，拥有着杰出且惊人的才能。他的优美文章持久而韵美地留存于世。他表达的情感和感觉构筑了真相与现实的基础，也使他的文章充满无穷的力量。 “情感如同忽明忽暗的灯火，但是记述却因为这灯火而引人注目，” 叶圣陶说。这段谈话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叶圣陶不仅是一位善于讲述故事的人，他更是一位艺术家。

注入外语元素

叶圣陶的现实主义写作形式成为许多作家效仿的对象。他承认阅读一些西方小说家的作品，对他的写作助益良多，“如果我没有阅读英文，如果我没有接触英文读物，我就不会写作小说. ” 他的作品是反思与思辨的。这些不只依靠感知，而且依靠切实而客观地观察。叶圣陶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名新闻记者。对现实的观察成为他写作的源泉，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生平简历

 1894年，叶圣陶出生于苏州吴县。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开始文言小说创作。

 191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国文教员，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进行教育改革，编新的教科书。叶圣陶在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工作到1922年，并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开始白话文学的创作。

 1921年，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

 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转入开明书店，主办《中学生》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

 抗战期间，他前往四川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1946年，回到上海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

 1949年，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后任全国文联委员。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

五、张伯苓

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走进教育名家

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

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

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

1919年秋正式开学。

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

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

思想荟萃

01教育思想

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更多的是体现在他对于美育方面的思想，其中主要包括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

戏剧教育：伯苓先生清楚“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重要性，因而伯苓先生十分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并且曾与校内师生一起出演过话剧。日后的戏剧文学家——曹禺便是因为伯苓先生在校内推行戏剧才得以成为一代名家。

音乐教育：因为伯苓先生提倡戏剧、话剧，而戏剧、话剧也离不开音乐，因此，南开的音乐教育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

环境教育：南开中学的环境整洁、美观，井然有序，这是因为伯苓先生认为，环境美孕育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能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

02南开先生

伯苓先生之所以被称之为“南开先生”，是因为伯苓先生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暨，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南开融侨中学、自贡蜀光中学、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南开翔宇学校、原南开小学（被日军炸毁，后未复校）和重庆南开小学。

伯苓先生一生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

伯苓先生虽然阻止学生们参与社会政治，自己却投身于政治之中，甚至晚年因为政治问题而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南开校园视为“瘟疫”，但伯苓先生在从事政治事业时，也竭尽全力保护着进步师生，为社会变革有着一定的贡献。

03与奥运会的因缘

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读时，仅因为自己的体育而被校长严复所知。后创办南开校园也将体育作为了教育中重要的一环。

对于奥运会，张老曾提出了三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同时张老是国内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参与创建和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最早提倡奥林匹克教育写入课本、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也是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

张老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引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