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贤江

杨贤江（1895-1931），又名英甫，浙江余姚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1921年，被商务印书馆聘为《学生杂志》主编，任职六年。他参与了“五四运动”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转移到日本，在日本边进行革命活动边从事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研究及翻译工作。1929年他秘密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斗争。由于在白色恐怖下斗争，环境恶劣，工作繁重，他积劳成疾，于1931年逝世。

锋芒初露

父亲杨树芳，以裁缝为业，母亲方氏，常年纺纱织布，并种蔬菜出卖，以补贴家用。自杨贤江8岁起，父母节衣缩食送他进学堂读书，从村塾，到溪山初等小学和县立诚意高等小学，再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处处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贤江村的老前辈至今还传说着当年诚意高等小学给优秀毕业生呈送文凭的情形：这年春节前，学校送来文凭，杨树芳在杨家祠堂迎接。村里男女老少齐集祠堂，敲锣打鼓，点炮放鞭，如同过节。学校代表当众宣读了杨贤江的毕业文凭，杨树芳郑重接过文凭，贴在祠堂的墙壁上，村人以此为荣耀。

杨贤江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品学兼优，对教育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和干练的工作能力。校长经亨颐非常赏识他，特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推荐，教师李叔同也向该校的陶行知做了介绍，使杨贤江毕业后迅速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成了这所高等学府的职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9日，南京高师的学生手执旗帜标语，慷慨激昂走上街头。杨贤江在游行队伍中特别活跃，他和师生们一起高呼：“还我青岛！勿做亡国奴！”沿途散发传单。6月，“五四运动”的高潮刚刚平静下来，杨贤江便对这场亲身经历的运动做了冷静地分析总结，撰写了《新教训》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学生杂志》上，引起全国知识界对这位锋芒初露人物的注意。

革新教育思想

杨贤江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它同经济基础有依存关系；教育既受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又对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起着促进作用；教育由于社会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教育的“本质”，是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为全社会所共享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教育成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所实施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脱离。他批判了“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等观点，并驳斥了 “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论”和“先教育后革命论”。他认为要变革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进行革命。在革命中，教育应当作为革命武器之一；革命胜利之后，教育便应当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杨贤江还很关心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品格以及学习、健康等各个方面的成长。他主张对青年应进行“全人生的指导”，而关键则在于使青年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主要教育著作

主要教育专著有《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这是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教育著作。

教育引领青年

杨贤江的教育研究大量是针对青年问题的。他对青年的理想、修养、健康、求学、择友、社交、婚恋等各方面都给予耐心地指导，这种全方位的教育谓之“全人生指导”。

（1）对青年问题的分析

杨贤江认为，青年期是人的身心发生显著而重要变化的时期。正如心理学家所言，是“第二诞生期”“第二危险期”，也是“人生改造期”。青年期极其关键，或向上，或堕落，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时。因此，青年教育显得如此必要和重要。

所谓青年问题，主要有：人生观、政治见解、教学、生活态度、职业、社交、家庭、经济、婚姻、生理、常识等方面问题。

（2）对青年进行“全人生的指导”

杨贤江创造性地提出对青年进行“全人生的指导”的主张，并通过《学生杂志》的阵地，具体实践之。

所谓“全人生指导”，就是对青年进行全面关心、教育和引导，即不仅关心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同时对他们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给以正确的指点和疏导，使之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以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以适社会改进之所用。

指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杨贤江青年教育思想的核心。青年又正处于人生观形成之初，青年的人生观关乎青年的自我认识和社会观念，影响着他的个人成长和社会行为，因此至关重要。

杨贤江旗帜鲜明地主张青年要干预政治，投身革命。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也是青年的出路。杨贤江强调青年必须学习，这是青年的权利与义务。

杨贤江对青年的生活也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认为，完美的青年生活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健康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生活和文化生活等，其宗旨是：“要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要有工作的知识和技能，要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要有丰富的风尚和习惯。”

二、陶行知

陶行知先生（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实践家，安徽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一个清贫之家。从小聪明好学，六岁后读了一二年私塾，家境贫困，辍学回家务农，闲暇读书自学。十五岁时免费进入崇一学堂。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翌年考入金陵大学。四年后以全校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旋即保送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

1917年夏，陶行知毕业后，在回国的海轮上，对朋友倾吐出他的宏愿：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到教育。

归国后，应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次年，被聘为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1922年12月被东南大学聘为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系主任。1923年7月辞去主任之职，保留教授名义，赴京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

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五四运动”之前，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束缚，阻碍了中国教育革新运动的开展。一为封建传统教育的束缚，二为德国一日本教育模式的束缚。对于外来束缚，蔡元培、陶行知等中国教育界先进人物极力介绍欧美教育革新运动情况，呼吁中国教育界“积极借鉴各国教育界的改革，努力奋勉”（蔡元培语）。与此同时，陶行知又力言只有挣脱旧教育的束缚，中国教育才能顺应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迎头赶上。他高举反对封建传统教育与反对洋化教育两面大旗，革除“沿袭陈法”“仪型他国”的弊端，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正是在此背景下，陶行知首先在南高师致力于一系列改革。他首倡科学的“教学法”，建议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行知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

他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提倡“教学合一”。当这一建议在校务会议上未获通过，陶行知便拒绝担任教育专修科主任。“五四运动”后，南高师把“教授法”课程一律改为“教学法”，接着，“教学法”之称为教育界普遍接受，通行全国，并一直流传至今。

他还首先向大学部分男女同学的旧习发起冲击。1919年12月，陶行知在南高师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与北京大学一起开始招收女生，开中国高校男女同校之先声。陶行知再接再厉，继而促成中学开放女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女子教育。

传统教育机械划一，压抑学生个性自由发展。1919年陶行知担任南高师教务主任后，就提出“改良课程案”，将本校课程改为“选科制”，规定：“一科之学生可以选择他科之学程”，以利学生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他实行学分制，以利于选科制的实行。他反对狭隘的课堂教学，积极提倡各系科走出校门开展参观实习活动，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特别重视体育和文艺，倡行校际竞赛，支持戏剧研究会演出新剧等。

陶行知坚信教育的民主化有赖学生自治。他在南高师成立学生自治会，放手让学生自治。他认为：“学生自治乃共和国学校里一件要事。”

陶行知还把教育改革的目光投向全国。他认为学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点。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修订学制，陶行知被推为学制起草委员之一，他对学制改革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讨论三年，拟定出“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该学制一直沿用至今，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学制。

陶行知向来重视师范教育。在南高师和东大时期，不断提出了师范教育改革的构想，如要提倡广义的师范教育，扩大培养对象，克服片面性和狭隘性；要注意在职教师的进修与提高，通过各种形式对他们“负起继续培养的责任”；师范课程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发达和教育的进步；师范教育应克服重城轻乡，适应乡村教育的需要等。陶行知这一时期的构想，在后来的晓庄师范试验中得到了实践与发展。

新教育思想的积极传播者

陶行知归国后，致力于宣传欧美教育革新，置身于中国教育革新的前沿阵地。

1919年初，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应邀到日本讲学。陶行知闻讯后，即与郭秉文商议，决定由郭秉文赴日面邀杜威来华。杜威允诺后，陶行知立即写信给胡适，建议由北大、南高师和江苏教育会三家各举代表一人，具体负责杜威来华事宜。

1919年4月底，杜威偕夫人和女儿抵沪，陶行知作为南高师代表，和北大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前往迎接。杜威在上海、杭州游历并讲演后，于5月中下旬到南高师讲演，均为陶行知等陪同翻译。1920年4月，北大要求续聘杜威一年得到了同意。杜威再次南下讲学时，陶行知先在南高师安排讲学一个半月，请杜威主讲教育哲学、哲学史与实验伦理学，接着，杜威又到各地讲学，由陶行知与郭秉文及刘伯明轮流任翻译。是年冬，邹韬奋译成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陶行知审校后交付出版。陶还把南高师所办的实验学校命名为“杜威学校”。

杜威来华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陶行知对此事发挥了积极作用。

继杜威之后，美国另一教育家孟禄也来华考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仍是陶行知。1921年夏，陶行知与蔡元培、张伯苓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议定邀请孟禄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孟禄作为国际知名的教育史专家，对中国传统教育之弊也知之甚明，他希望中国教育改革朝民主共和方向发展。192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中国教育调查讨论会，由各方面代表一千余人出席。陶行知主持讨论会，孟禄报告调查所得并参加讨论。如果说，杜威的讲学使中国文教界人士大开眼界，指明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那么，孟禄的教育调查则指出中国教育的病源所在，并提出匡治方案。这两位大教育家互相配合，把中国教育改革引向新路。

与此同时，中国新教育倡导者极力主张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参与国际教育运动，陶行知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准备参加1923年在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陶行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用了一年多时间调查汇编成“中国教育之统计”，共得表格五十六种；编辑有关中国教育之报告十七种，并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赴会的提案。这些材料反映了前阶段中国教育革新运动的成绩。当时公推蔡元培、郭秉文、陶行知等为参加首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陶行知因公务繁忙不能赴会，东大校长郭秉文在会上被选为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后来陶行知又被推举为参加第二、三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

平民教育运动的推行者

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发端较早，二十世纪初，陈独秀、邓中夏等开始提倡平民教育，而当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1920年夏，陶行知在南高师举办暑期学校时，曾组织学生教附近平民识字。

1922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首届年会上，通过了《推行平民教育案》。1923年6月陶行知在南京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办三所试验学校，每校招生五十人。在平民学校实验过程中，他发现店家住户大多因店务家务不能前往上课，这一情况促使他寻求解决办法。他由家中孙儿教祖母、大儿教小儿得到启发，认为可以随处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他把这种方法叫做“连环教学法”，最后定名为“平民读书处”。他不但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笑山平民读书处”，让六岁的小桃教奶奶识字，还促使梁启超、胡适、熊希龄、蒋梦麟等京中名流都在家中办起了读书处。此风一开，平民读书处便风靡一时。

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期间，在清华学校举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会，有十九个省区的代表参加。陶行知被推为董事会执行书记。

推广平民教育，这是陶行知多年来的奋斗目标。为此，陶行知风尘仆仆，足迹所到之处，广泛联系各界头面人物，争取同情支持，推动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表演讲，制造舆论，听众包括在校师生、商人、工人、农民、警察、和尚，乃至在狱犯人等。数月内，全国已有十五个省区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三十万人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1924年6月，平民教育运动更推行到二十个省区，有五十万人接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据后来统计，由陶行知、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总发行量为三百万册，由此可见运动规模之大。

为推行平民教育运动，陶行知公而忘私，年节往往都在旅途中度过。他的《车上过年》一诗说：

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

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

然而，政局动乱和经费短缺，使平民教育运动举步维艰，加上他与晏阳初的误会分歧，陶行知终于退出平民教育促进会，转而思考乡村教育问题。

东大八年生涯的总结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举行。陶行知将会址设在东南大学。年会期间东大承办了一次全国教育展览会，展品琳琅满目，社会影响深远。这届年会还提出了“力谋收回教育权案”“促进蒙古教育案”“推进平民教育案”等一百二十七个议案，为历届年会之最。

1925年东大发生了“易长风潮”。北洋政府为排斥异己，免去郭秉文的校长职务，改派胡敦复接任校长。校内斗争激烈。陶行知仍是东大名誉教授，对此不能超然事外，他出面劝解，无济于事。郭秉文被迫去职，陶行知也离开东大。

陶行知在东大的八年，是探索改造中国教育之路的八年，也是他试图以欧美新教育思想来改革中国教育的八年。但是现实中的挫折和磨难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改革中国教育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无现成样板可寻，必须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要走自己的路。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

于是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主张，改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生活教育”理论。同时以此为指导，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改革中国教育的新路。

二十年奋斗留青史

1926年，陶行知重点转向研究乡村教育。次年3月，他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第一个试验基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并以“教学做合一”为校训，试验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三年后，因师生赞成抗日，援助工人罢工斗争，国民党当局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封闭晓庄师范。陶行知被通缉，晓庄革命学生遭杀戮，晓庄事业受到无情摧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陶行知为教育团结工农大众共赴国难，在上海宝山县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时日寇即将攻入山海关侵占华北，所以陶行知为工学团“取名山海，语意双关，志在实施国难教育，唤醒祖国人民，收复一切失地，要日寇还我河山”。这时，陶行知还提出“小先生制”，动员全国的小学生做“小先生”，形成一支普及教育的大军，在国难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8月，陶行知创办重庆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孤儿难童入学，因材施教，把孩子们培养成抗战建国的人才。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下，育才学校困难重重。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陶行知，使育才师生渡过难关，成为嘉陵江畔之一革命摇篮，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输送了大批英才。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提倡民主教育，创办社会大学，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1946年4月，陶行知到上海后，奋不顾身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国民党特务终于向民主人士挥舞出血腥屠刀，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并传陶行知在黑名单上名列第三。陶行知闻后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并说：“我等着第三枪！”体现出他临危不惧、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是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不幸突患脑出血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毛泽东评价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颂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赞扬他是“万世师表”。富有革命精神、求真精神、创造精神、献身精神的陶行知，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以及他的六百多万字的著作，是留给我们后人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学习、研究和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将对推动和深化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郭秉文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江苏江浦县人，1896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伍斯特大学理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哲学博士，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学博士。1915年受邀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先后担任代理校长、校长。1920年筹建东南大学，1921年出任东大首任校长，悉心建业，开创东大第一个鼎盛时期，为后来的中央大学及其所衍生的多所高校奠定了基础，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郭秉文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四个平衡”的教育理念，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学术并重”的办学思想，即学术平衡，通专结合，学以致用；“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即通过训育、智育、体育三者并举，使学生在才能、体魄、精神、道德和学术等方面全面发展；“服务社会”的办学特色，即大学要服务社会，大学只有适应社会需要，才能更好地推进自身的发展；“民主治校”的管理模式，为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多元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位获得留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人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岁的郭秉文毅然弃职就学，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和追求，赴美留学。先后在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攻读理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成立于1887年。当时，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著名教育家孟禄等一批名流学者都在该学院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郭秉文之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也先后到该院学习，他们日后也都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1914年，郭秉文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地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把“美国大学模式”引进中国的先驱者

将美国大学模式引入中国，源头自东南大学始，其中郭秉文厥功甚伟。美国大学模式在东南大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校的行政体制上，设置董事会。在郭秉文的力推下，1921年3月，东南大学董事会成立。董事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二是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早在1920年的南高时期，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报名参加学习的有1000多人，来自全国17个省份。

首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起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当时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中国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使东大成为“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当郭秉文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时，就收到正在筹备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邀请他做教务主任。郭秉文一拿到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高，并于1918年继任南高师校长。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郭秉文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成为继国立北京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国立大学，郭秉文担任首任校长。在郭秉文的努力下，经过几年发展，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从1915年南高师只有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发展到东南大学时拥有6科31系，成为当时中国学科最齐全、结构最合理、办学条件最好的大学之一。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与北大相媲美，东大成为国内最好的两所高校之一

“北大”以“文史哲著称”，“南高”则“以科学名世”。在郭秉文的领导下，短短几年，东南大学就与北京大学相媲美，成为国内最好的两所高校之一。当时，《申报》评论说：“我国学术向多倡自东南，近年输入欧美文化，亦以东南为捷。”著名近代史专家梁和钧说：“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1914年6月，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设在南京，主要成员相继到南高任职，南高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由于东大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种联系也使东大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的作者

1915年，郭秉文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书在美国出版，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本。该书将中国教育制度史划分为从“上古教育制度之起源”到“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六个时期，开创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之先河，被誉为“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郭秉文的博士论文出版后，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好评。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博士高度赞赏论文的贡献，认为郭秉文的研究既肯定了本民族教育传统，又借鉴了西方经验，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会有极大的启发作用。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也评论说：“受而读之，盖空前之作也！”

连续、唯一担任三届世界教育会副会长的中国教育家

郭秉文认为，“在利用教育机构促进国际了解与友谊方面，大学自然应该起重要作用。”为此，他积极推动东南大学教授的国际交流、学生的国际交换、教育代表团的国际互访、设置国际课程，把国立东南大学融入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使东南大学迅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在郭秉文任内，不仅延聘了国内的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和讲学，而且还邀请了一些国际大师来校讲演。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英国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博士，美国教育测量专家推士等，先后来东南大学访问讲学。自1923年至1929年，郭秉文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成为20年代我国在国际教育、科学、文化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担任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的中国教育家，也是唯一的连续三届担任此职的中国教育家。他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称为“国际公务员”。

四、熊庆来

熊庆来，字迪之，1893年10月出生于云南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7岁入本村私塾，13岁随父赴赵州（今大理）学习，14岁考入昆明云南方言学堂；1912年春考入英法文专修科法文班学习，1913年考取公费赴比利时学习矿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辗转到法国后，因高等矿校关门，他改学物理、数学。在法国求学期间，他先后就读过格洛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马赛大学等4所大学，并于1919年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作为一位学者，熊庆来自早期从事教育工作起，就把培育人才当作头等大事。对于有培养前途的穷学生他总是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因得到熊庆来资助才得以出国深造。为资助严济慈，当自己经济拮据时，熊庆来不惜让夫人去当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华罗庚青年时代，因家贫念完初中就无力继续上学，熊庆来在看了他发表的《论苏家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论文之后，发现华罗庚是一个数学人才，立即把他请到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破格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为教授，并前往英国留学，终于把他造就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既是千里马又是伯乐，除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内攀登上科学高峰之外，还着意提携后生，让后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上另一个数学高峰，为中国数学界创建了一种识才、爱才、育才的优良传统，他的慧眼卓识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

得意门生

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他的学生。在60年代，他已70多岁，还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所以他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在他的培育下，华罗庚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

中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在熊庆来70多岁高龄时，虽已半身不遂，还抱病指导两名研究生，这就是青年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

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时，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后来又和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有一次，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十年之后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他对我们这一代是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教育经验

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在《科学》杂志看到一篇发表于1930年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仔细读完论文，熊庆来把目光转向论文的作者“华罗庚”。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熊庆来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后在金坛中学当一名庶务员。求贤若渴的熊庆来马上设法把华罗庚请到清华，让他边工作，边旁听数学课程。结果仅仅几年后，华罗庚即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佳话。

其实，这只是熊庆来以发现、爱护、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教育家一生的一个缩影。自早年从事教育工作起直到晚年，熊庆来把几乎毕生的心血与时间都花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亲手创建了近代中国三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的数学系，并成为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育家。

作为教授，熊庆来在教学中诲人不倦，对待讲课非常认真。熊庆来注重必修课，对必修课程，“务使学生于学理能透彻了解，于工具能熟练掌握”。他注重演题，用认真演题的精神要求学生。熊庆来喜欢出有启发性的题目，一个题目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才能做出来，以此启发学生开拓思路。他常对大家说：“数学研究工作，可贵者在于牵涉之广。”素质较高的学生经过这种扎实的严格训练基础打得很牢靠，思路也开阔、灵活。作为系主任、大学校长熊庆来在工作中总结出一些成功的教育经验。熊庆来相信“学校成绩之良窳，过半由教授负责”，因此他极为重视优秀教师的聘请。熊庆来认为严格要求是使学生成为有用人才的必经之路，因此他注重学风的整顿，严格考试制度，纠正考试中的作弊行为。

熊庆来还极力倡导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重视开展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为此，熊庆来作出多方面努力以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他一方面大量购置图书、期刊及名家著作，增加资料。另一方面，他热心倡导学术交流。在清华任职期间，他聘请哈达玛与维纳这两位国际著名的数学家来华开设课程。他还特别注重学术报告的形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从1961年至1964年每年都举行了全国或北京市的函数论会议。那段时间，他还把讨论班搬到自己家里。教授、研究生，济济一堂，切磋学术，对学术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效果。

创办期刊

为了培养研究风气，熊庆来还很重视学术刊物和丛书的出版工作。1936年，熊庆来与另外几位数学界同仁倡议创办了中国数学会刊，这个会刊即现今的《数学学报》的前身，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学报。1938年，他到云南大学的第二年就创办了《云南大学学报》。熊庆来教育思想在1937－1949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十二年期间，得以更好地展现。在对云南大学的革新中，他明确提出改进的五条办法：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结果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十二年，他使云南大学一跃成为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的大学，跻身于全国有名大学的行列。

编写讲义

熊庆来在东南大学的5年间，熊庆来鉴于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熟的高等数学讲义和教程，在中国国外教材的基础上，先后编写出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动学》《力学》《偏微分方程》等10多种讲义。

编写教材

熊庆来先后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部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

创办研究机构

熊庆来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

五、曲仲湘

曲仲湘，又名曲桂龄、曲仲香。他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1917年毕业于县立高小，在开封考入省立留学欧美学校，结业时，当局已无力派送学生出国，他考入北京协和医学校。1930年他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获得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南京私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的资助。此外，他还协助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学校建立了生物学科。他受陶行知的进步思想影响，产生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迁往洛阳，他随逃难人群回到河南，先后在开封第一高中和一个农村师范学校工作一年有余。1933年，他担任了河南信阳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之职。1934年9月，曲仲湘重返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生涯。他先后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采集员、研究员和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1940年，任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并任峨眉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5年，曲仲湘被选派出国留学，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学习。在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柯柏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英美植物生态学的理论及方法，于1948年获得植物生态学硕士学位。1948年3月，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他将英美学派生态地植物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调查研究中，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南京灵谷寺森林现状的分析》《四川青衣江上游森林调查报告》《西康泰宁草地的初步观察》等论文和报告。他撰写的专著《四川之森林》，为四川森林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成为我国林业调查最早的文献资料之一。曲仲湘早年曾探索过、但在旧中国无法实现的美梦——“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在新中国终于实现了，他的知识得到充分地发挥。

1944年水杉在中国的发现，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在此之前，水杉只能通过化石资料来鉴定。曲仲湘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资助下，深入到水杉原产地湖北省利川市水杉坝进行生态学调查。他应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水杉坝的地形特征、气候、土壤、植物、水杉坝的历史和现状、水杉的生活史及对人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1950年，他与美国柯柏教授合作，在美国《生态学杂志》上发表了《水杉树原产地的生态学调查》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称赞。这篇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是他的代表作。该文填补了生态环境和群落学方面研究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国际水杉研究资料。同时，也为水杉的生长、繁殖、引种、栽培和保护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1952年，他与著名的林学家郑万钧合作，再次到湖北省利川市水杉坝考察，发表《水杉坝的森林现况》一文。同年他响应国家开发热区资源的号召，率队到海南岛进行橡胶宜林地的选择考察。

   1956年，曲仲湘来到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先后任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研究室主任。在云南，他的专业特长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得到充分地发挥，学术思想更加活跃，在他的科学事业中，是一个创新和开拓的时期：为使生态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结合热区的开发利用，他首先着手组织云南植被和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8年，他担任中苏科学合作云南西双版纳大勐笼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站长时期，创议了科研项目“经济植物多层多种人工群落实验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承担栽培实验研究工作。经过长达20年的引种工作，于1979年宣告实验成功，并由北京农业电影公司拍成科学纪录片，向国内及亚太地区推广，经济效益获得显著提高。

   曲仲湘以“坚定不移的学科方向、持之以恒、勤苦不懈”的学习精神，作为他治学的座右铭，同时，也是对学生严格要求的标准。在教学活动中，曲仲湘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和科研并重。他重视野外采集和实地调查工作，认为这是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也是培养生态学工作者基本素质的重要环节。他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及跟随他到云南大学工作的助教，后来都先后被提升为教授，成了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学术带头人、研究生导师。他曾多次为本科生、进修教师讲授“植物生态学”“群落学”“环境科学”及“专业英语”等课程，还多次在全国农业生态学讲习班授课，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不同层次的生态学工作者。

     在教学之余，曲仲湘孜孜不倦地潜心著述，编写教材、翻译教科书。196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与邱连卿、吴玉树翻译的《植物与环境》；197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参加编写的《植物生态、植物群落基础知识》；1980年他主持编写的《植物生态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审定为高等院校生物系教材，为综合大学植物学专业基础课教材。1983年10月再版，被列为全国报考生态学基本教材，广泛使用于大学理科各专业。

    曲仲湘组织领导了云南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主持发表并出版了《云南热带亚热带自然保护区调查专号》，提出了自然保护区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指导原则，推动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

    1975年他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在环境保护上，发表了一些有关方面的论文和报告，如《环境保护与污染生态学》《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环境科学的展望》等。1978年7月出版的《中国植被》及之后出版的《云南植被》，曲老都参加了审稿。1979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发展环境科学，加强环境保护，为四化创造有利条件，保障人民健康，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提案，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成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科学依据。同年10月，他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环境保护专业组成员。1981年他的代表作《关于建立生态农场的设想》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农业部部长何康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利用生态学原理，促进农村生产”为主题的亚太地区国际会议上，他宣读了这篇论文，会议将生态农场列为讨论主题之一，菲律宾的《PESAM》杂志刊登了此文。生态农场的提出，推动了我国生态农业的蓬勃发展，各省相继创建了生态农场。

   曲仲湘从教50余年，以勤奋治学，严于律己，诲人不倦而著称．几十年的野外调查、科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使他在科学理论、实践经验和科学的远见及洞察力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晚年学术思想更为成熟和异常活跃，以生态农场的建设作为改造自然生态系统的起点，把自然界的开放性生态系统过程．，在人力控制下转化为“封闭性”的生态系统过程，使其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他的论文，几乎涉及生态学科的各个分支，直至跨越自然科学的界限，涉及社会科学的领域。牢固的哲学基础及明确的研究方向，使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思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诺言：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