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玉章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十七年，桃李遍天下。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

倡导文字必须改革

吴玉章自幼热爱读书，早已饱受古汉字难学之苦。留学日本、流亡法国的经历，让他受到了日文和法文的启发，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比半拼音文字好学。后来，他辩证地对古代汉语汉字进行研究，发现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在我国历史中确实有过重大贡献，但是在识、读、写、记等方面难度极大，在印刷、索引等方面也耗时耗力，无形中加重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工作的负担。 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吴玉章认为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因此，他提出倡议并立志对中国文字进行改革。

探索实践文字改革

吴玉章倡导文字改革应遵循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原则，开始了对我国文字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一方面，他先后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改革》《推行新文字与扫盲教育》等重要文章，从理论层面对新文字扫盲运动和中国文字改革进行分析，奠定了文字改革的基调。另一方面，他积极实践，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创办新文字协会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培养大批干部，有效充实了我国文字改革队伍。 同时，他领导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制订《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语拼音方案》并实施，将文字“化繁为简”、推行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等工作落到实处。

在文字改革的探索实践中，吴玉章也曾有过错误观点。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文字改革探索实践初期，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同时认为文字改革很简单，可以立即用拼音代替文字。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他逐渐认识到这两个观点具有局限性。后来，在中国文学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对这两个错误观点做了深刻检讨， 认为抛开民族习惯和特点是不切实际的，汉字在中国文化生活中有着深厚基础，而且中国人没有使用拼音的习惯，所以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

此后， 他更加注重纠正文字改革工作中的错误。他在《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中提到，文字改革工作中存在着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观点，深刻抨击了那些将新文字视作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认为统一国语和发展方言水火不容以及认为新文字没有缺点等观点。他指出，进行文字改革是提高工农大众文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主张国语统一和发展方言是相辅相成的；新文字也有缺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实践中，要善于对其他语言和改革方案取长补短、去芜存菁，只要全国上下一心，就能完成文字改革事业。他的实践理论和经验推动了文字改革的顺利开展，促进了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普及推广。

1966年12月14日，吴玉章逝世。他一生为我国教育事业和文字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吴玉章求新唯实的精神追求与睿智明达的人格魅力，永远激励和鼓舞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楫前行，正如他说的，“不懈地去学习和奋斗，如此才会有所成就，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张桂梅

       张桂梅，女，满族，1957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曾荣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建起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而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01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养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县政府协调出土地，省、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12万公里家访路

女子高中成立之初的困难，是张桂梅始料不及的。山区条件艰苦，再加上张桂梅对工作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难以适应。建校才半年，17名教师中有9名辞职，教学工作近乎瘫痪。

焦虑、沮丧的情绪包围了张桂梅。在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了入党誓词，诵读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篇章。有的教师眼里泛起泪花，他们被张桂梅的无私打动，他们要和张桂梅一起，把女子高中办好，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

除了留住教师，还要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很多学生的家在偏远山区，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到达，但张桂梅要求自己“要亲自到每一个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与张桂梅多次同去的华坪县电视台记者王秀丽，至今仍对家访的路心有余悸。“在路上，我害怕得腿发抖，甚至觉得鞋底会被脚趾抓穿。在一些路段停车休息时，我连车都不敢下，害怕自己会不小心跌下山崖。”

张桂梅也很害怕。一次，她坐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山，“不敢低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下悬崖粉身碎骨”。11年来，张桂梅在大山里走了近12万公里，对1345名学生进行了家访。家访途中，她摔断过肋骨、发过高烧、迷过路，还曾因身体虚弱晕倒在路上。

为了把儿童之家和女子高中顺利办下去，张桂梅不得不四处筹款，但这条路同样艰难。

一次，张桂梅到昆明某企业寻求帮助。未等她把话说完，企业领导就叫保安赶她走。张桂梅不走，保安就放狗出来追咬。小脑萎缩的她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衣服被狗撕破，脚上鲜血直流。无助的张桂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还有一次，她在街头募捐，被人认为是骗子，有人还朝她脸上吐口水。离开人群后，疲惫、伤心、无助的她坐在街头靠着墙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

后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邀请她到北京录制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为她募到了100多万元。

然而，没人知道，她才到北京就接到哥哥病危的电话，哥哥想在弥留之际见见离家几十年的妹妹。张桂梅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去录制节目。她怕错过时间人家就不让她上节目了，她怕不上节目就会失去筹款的机会。等她录完节目，哥哥已经过世。

“我一直就在她们身边”

无论在民族中学还是后来的女子高中，教学质量一直是张桂梅最看重的事。

在民族中学时，曾经有一个班令老师们头疼，张桂梅却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为看住那些晚上总想跑出去的学生，她把行李搬进男生宿舍，和32名男生住在一起。男生们渐渐接受了张桂梅，感觉“就像在家里，和妈妈住在一起”。然而，男生们不知道的是，粗重的鼾声、梦话和脚臭，常常让张桂梅睡不好觉。她甚至从下午开始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

在女子高中，张桂梅在宿舍里铺了两张床，一张自己睡，一张留给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为了随时关照学生，她睡觉都不脱衣服。有个和张桂梅住在一起的学生，始终不肯和她多说话。这期间，张桂梅在食堂打饭时，摔了一跤，肋骨断了三根。她没有住院就又回了学校。每天早晨仍然5点起床，但要靠学生抱；夜里很晚睡下，还要忍着疼痛和学生聊会儿天。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不会辜负张老师。

如今，张桂梅的右腹部、右臂上能摸到肿块，头上还有骨瘤，她的肺出现了问题，嘴唇经常没有知觉，但她仍然每天拿着小喇叭喊起床，喊吃饭，喊跑步，喊睡觉……“我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一直就在她们身边。”张桂梅说。

为给学生解馋，张桂梅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出去“加餐”。直到有一次，张桂梅去付账时，学生发现她翻遍了所有的包才凑足了钱。学生们这才知道，张老师每顿饭只舍得吃两角钱一份的小菜，每天的生活费仅3元。

她至今还在用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里存着学生和家长的电话，“听说智能手机容易坏，怕换手机后这些电话号码会丢失。”

她的衣服很土，有些是别人买给她的。她去参加党的__前，华坪县委给她7000元置装费。让她买套西服去北京开会。她却用这笔钱为学校买了台电脑。

她把获得的3万多元奖金，捐给了灾区；5000元的劳模奖金，一次性交了党费；30万元的“兴滇人才奖”奖金，捐给了华坪县丁王民族小学；昆明市总工会千叮咛万嘱咐给她治病的两万元，她也捐了；她甚至还想预支自己的丧葬费，把这些钱用在山区孩子们身上。

她把自己的__党代表证、五一劳动奖章、奥运火炬和毕生的荣誉证书，全部捐给了县档案馆。她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还远远不够。”

三、杨福家 

杨福家（1936年7月28日—2022年7月17日） ，男，祖籍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 ，中国共产党党员，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建桥学院名誉院长。

和物理结缘

1936年6月，杨福家在上海出生，祖籍浙江镇海。18岁那年，杨福家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市格致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从此，他与复旦大学、物理学科结下深厚的缘分。

杨福家大四那年，一级教授卢鹤绂开设了富有色彩的原子核理论课，并担任杨福家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领略到绚烂的“物理之美”的他，从此一生并钟情于原子核物理学领域深耕。

1963年9月，杨福家被选派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是国家选拔的第一批到西方做访问学者的候选人。他说，那时去欧洲留学的很少，他是个幸运者。

他与其他留学生候选人集中到北京培训英语，一群人讲话开不了口，英文水平受到老师的严厉否定。他和来自北大的好友感到，自己的英文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因此，两人约定从第二天起，散步时只讲英文，不讲中文。最终，他们都通过了外教考核。那名北大好友是陈佳洱，他之后去英国留学，曾任北大校长。

对此，杨福家曾感慨：“不要轻易被人家打败，想想我们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充分发挥优点，坚持下去。”

进修期间，杨福家与来自世界各国的50多位学者不舍昼夜地开展科研，吃饭时也不忘讨论问题。仅用一年时间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验证了研究所两位诺奖学者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做实验到凌晨两点半，他看到了预期的信号，为科研的乐趣而心潮澎湃。

在世界一流实验室研学两年，心怀家国的杨福家憧憬着自己的“炼钢炉子”，即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让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

1978年，杨福家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系主任，并升为副教授。他的夙愿也得以实现，在复旦、在中国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同时培养了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生。

严谨治学

作为老师，杨福家很善于挖掘学生的闪光点，“要找到自己的火种在哪里，点燃了就腾飞了。”他对学生说，找准优势与特长比片面注重分数更重要，“认清自己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分数是表象。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一旦找到自己的火种、特色，就能腾飞。”

他一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1963年，杨福家到达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尼尔斯·玻尔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小玻尔主持工作，父子两人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一个不大的国家却能涌现出不少诺奖得主，这让他思考这里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感受到，那里师生探讨问题时完全平等。他还发现，有时吃饭时间会很长。这不是说菜有多少，而是大家在吃饭时研究探讨问题。

初到丹麦，杨福家开始感到不太习惯，不太敢问问题，但在丹麦，学生可以随时打断课堂，提问越多，表现越好。

“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这句话曾被杨福家反复强调，这种思想也反映到他日后的主政教学中。

杨福家曾表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复旦校训。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曾说，他喜欢这句话里的两个字——“学”和“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答问题。”杨福家鼓励学生敢于问问题，“所有重要的发现都源于问问题”。

在鼓励学生之余，杨福家对学生们要求也很高，1977年7月毕业于复旦原子核物理专业并留校任教的陈建新教授，用这四个字诠释恩师杨福家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

其提到，1980年初春的一天，杨福家给了陈建新一个任务——从五本英文期刊中找出感兴趣的内容，并写出理解体会。当陈建新用不到两周的时间提交了体会后，没过半小时，杨福家就来到陈建新的办公室，对他说：“你的写得不错，但不是我想要的。”当时办公室还有一些系里的前辈学者，陈建新听到杨福家老师的话，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随后，陈建新沉下心来，仔细研读杨福家老师布置的5本期刊，反思、分析原来的不足，重新撰写。从中感受到老师的治学风范和良苦用心。

而在生活中，杨福家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他对我们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时还经常会跟大家开开玩笑。”杨福家校长的秘书杨柳回忆道，“与杨校长交流，会感到非常亲切。”

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1993年2月25日，杨福家在干部大会上被宣布任命为复旦校长。他发表就职演说，题目是“找差距，创一流，振兴复旦”。

“在我一生中，真正激动的时刻并不多，当选院士算一次；现在宣布了国务院对我的任命，又是一次，我深感责任重大。”他说道。

杨福家难忘1960年复旦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任命24岁的他为原子能系副主任，故而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不久后，复旦涌现出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复旦大学教师、干部的平均年龄，是当时全国高校最年轻的，校园呈现出活力盎然的面貌。

在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金晓峰的回忆中，杨福家提出的“给年轻人机会，给复旦人关怀”的理念，给了当时和他一样的年轻教师崭露头角的机会。

当时，复旦为年轻教师的发展晋升开通了专门渠道，同时给予老一代教师关怀保障。

不止如此，在杨福家担任校长期间，复旦大学围绕着本科教学做了一番变革。在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看来，这一系列举措在九十年代堪称“石破天惊”。

1998年，复旦大学参与了李政道先生设立的“政学者”计划，开始了本科生的科研学术计划。这是国内第一个在本科生中以“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为模式的科研计划。复旦大学在“政学者”计划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望道”“曦源”等项目供本科生参与，进而完善为“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FDUROP）体系，立足于科研，且兼顾应用。

2007年，教育部设立了面向所有大学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复旦的这一步，早走了近十年。

2014年4月，杨福家老校长带着一批复旦的“政学者”赴哥伦比亚大学拜访李政道教授。李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久不接待客人了。那天与同学们侃侃而谈三小时，杨校长的个人魅力是关键因素。

杨校长对李先生说，“政学者”计划，是李先生为中国高等教育做的一大贡献，其深远影响不亚于诺贝尔奖。回想起当日的情景，副校长徐雷感慨道：“杨校长以他的敏锐眼光和教育理念，推动复旦成为率先推行本科生科研学术计划的高校。”

一流的学术成就一流的人才

2000年12月12日，杨福家卸任复旦大学校长一年之际，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任期3年。

校方聘请杨福家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他们发布新闻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2003年，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迎来了徐亚芬团队的连夜到访，一拍即合的他们当即决定携手筹办宁波诺丁汉大学。

为了真正将“原汁原味”的英国教育理念引进中国，杨福家起到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经过杨福家的牵线搭桥，英国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柯林·坎贝尔一行到宁波考察。在短短两个小时的参访中，杨福家向英方推介了办学者先进的理念和发展教育的诚心，办学团队的努力最终赢得了英方的认可。

“学生的头脑不是盛放知识的容器，而是待点燃的火种。”杨福家生前多次分享他的教育理念。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他亲自阅览并回复学生的来信，让学生走上课堂讲台，开展小组合作调研，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地思考。

徐亚芬介绍，学校接待厅上曾有一句标语“一流的学术造就一流的人才”，经杨福家的建议改成了“一流的学术成就一流的人才”。徐亚芬说，由“造就”而“成就”，正是从批量生产毕业生的模式转向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成长舞台的努力。这与“点燃火种”的理念一脉贯通。

宁波诺丁汉大学2022年7月9日的毕业典礼上，杨福家通过典礼手册寄语本届毕业生：“同学们，如今我们所处的世界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我希望你们未来无论去往何方、从事什么行业，都能用自己的火种为这个世界发光发热。我衷心希望每一位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子都能点燃火种、实现梦想，我们一起共同构筑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四、卫兴华 

卫兴华，男，汉族，192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曾荣获“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他因疾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6日凌晨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立学为民 治学报国

  卫兴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60余年，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非同一般。

  1925年，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卫显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立志抗击日寇、振兴中华。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在解放区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卫兴华先后在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卫兴华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较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较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卫兴华始终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改革开放后，他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说，卫兴华老师的著述并非只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60余年来，卫兴华笔耕不辍，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文章1000多篇，出版《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等著作40多部，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于2013年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做学问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多年教学中，他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际，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2015年底，卫兴华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他把100万元奖金无偿捐赠，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卫兴华94岁高龄时，虽病痛缠身，但仍坚守在教学一线，担任博士生导师，每天坚持学习、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何召鹏是卫兴华的学生，他说在跟随卫老读博士期间，卫老已接近90岁高龄，依然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坚持工作。他把我叫到床边探讨学问、写论文，让我拿着笔和纸，他来说，我来记。”

  在卫兴华二儿子卫宏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上课就在自己的书房待着。“学生登门和他探讨问题时，他最随和。”

  卫兴华卧室的床头柜边，放着一张黑白照片，这是他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时与两位同事的合影，他一直保存着。

  “当时参与地下革命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为祖国建设奉献力量。”卫兴华说，“我还在燃烧！”

刘元春表示，卫兴华身上体现了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卫老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持之以恒、脚踏实地、日复一日的奋进精神，值得新一代学者传承。”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卫兴华这样寄语年轻学生。

据新华社电 记者 阳娜、马晓冬

五、高铭暄 

高铭暄，男，汉族，192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曾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探寻至善的法治

  亲历见证

  高先生曾说：“我将刑法学视为至爱，须臾也不离，真正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生辉煌的学术人生中，最为耀眼的部分莫过于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1954年10月，先生26岁时受命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部刑法典。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先生内心总是充满了激动，有时也会自我调侃，“有这样的经历，刑法这碗饭我肯定是要吃了”。

  从1954年到1979年，草案先后有38稿出炉，其中都凝结着高先生的智慧和心血。由于各种原因，在这25年中，只有10多年能够正常进行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先生提出了大量立法意见和建议。在此期间，他还负责汇编各类立法资料，包括解放区、法律及苏联、东欧、法国和德国等国刑法。这些资料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从中国一万多起刑事案件中总结出来的司法经验材料，以便规定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高先生交予法律系内部资料室保存的刑法典多个草案稿及相关法律意见汇集等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他也先后被下放到京郊炼油厂和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但先生矢志不渝于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和部署之后，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国家立法工作日程。此时高先生已过天命之年，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当中。至今，先生仍然准确记得，1979年7月1日16时05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了！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刑法的补充和修改工作也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981年至今，无论是单行刑法的制定、1997年的全面修订，还是至今十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高先生参与了绝大多数刑事法律的立法活动，提供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立法咨询意见，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1979年刑法典出台后，由于当时刑法学界尚未从“文革”冲击形成的学术荒芜状态中走出来，为了促使刑法典的精神和条文内容更好地被大家理解，高先生作为唯一全程参与1979年刑法典创制的学者，及时编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他在该书中详细记述了立法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客观忠实地阐释了1979年刑法典各条文的立法原意，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准确理解与正确适用刑法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被高先生的恩师李浩培先生盛誉为“中国刑法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欲谙熟中国刑法，是必须阅读的。”这本书作为刑法学子的入门必读，一度成为手抄热门。

  为全面反映1980年之后的刑法立法过程，2012年，时年已84岁高龄的高先生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85万余字的巨著将新中国刑法立法进程、背景、法条要义给予全面深刻的阐释。

  这85万余字，全是高先生一笔笔写出来的，这种治学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海纳百川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刑法典，还需要能够适用法律的刑法人才。刑法学界很多人都能背诵高先生的个人信条“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66年来，先生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全部倾注给了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

  几十年来，高先生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教过本科生，培养过硕士生、博士生，指导过博士后研究人员，还亲自为进修生、电大生、业大生、高级法官班学员、高级检察官班学员授课。

  高先生把培养合格的人才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对所指导的研究生，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之道。“三严”，是指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是指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是指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高先生在刑法领域首倡“综述研究”方法。后来，这一方法惠及其他各个部门和领域，对法学教育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83年的上半年，当时高铭暄教授给我们年级讲授刑法总论。高铭暄教授的刑法总论打破了我此前形成的刑法无理论的偏见，尤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介绍，对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总论讲授中，高铭暄教授布置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的方法，使我进入刑法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刑法学术活动的起点。”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高先生目前已经培养了博士生64人。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所培养的学生也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先生指导学生，并不在意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方法的启蒙。他指导学生既有教无类，又注重因材施教，对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尊重每个弟子的特点、个性和兴趣。

  在高先生的弟子中，学术观点不同甚至激烈争辩的，不在少数。这也恰恰体现了先生“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他曾言，刑法学者应当独立思考，坚持学理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学信念。学术上没有禁区，应当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追求真理的探索之路上，高先生鼓励学生创新。在刑法学犯罪构成问题上，到底是引进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三阶层”体系，还是坚持我国已有的犯罪构成理论，学界曾经一度出现激烈的观点争鸣。在2009年和2010年，面对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质疑，他亲自作文《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予以回应。

  在这场争论中，面对学生之间的不同观点，高先生坦言“如果说得有道理，我还是尊重人家自由的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我是这么讲，学术归学术，关系归关系，有不同意见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正是这种宽厚包容，使得众多后生弟子都更加敬爱先生，无不将先生尊为人生难得的良师益友。

  高先生常对学生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他的学生大多有两个无比幸福的深刻记忆：其一，在诚惶诚恐地向先生递交论文时，老师都是先亲手端上一杯清香绿茶，再谈论文。其二，你可能在不经意的闲谈时提起自己的生日，而恩师便会悄悄记下，当你生日来临之时，手机短信里会出现一句“某某生日快乐！”谁会想到，这样的祝福竟然来自恩师。

  高先生的热忱与关怀，足以鼓舞学生秉承师志，献身学术、献身法治。

  扛鼎之作

  恢复法制建设之初，我国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专业权威的教材，而这项任务既紧迫，又艰巨。1981年，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刑法学者云集北京。受司法部委托，他们共同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先生被推荐为该书的主编。

  经过高先生和其他作者的共同努力，“文革”十年动乱后第一部权威的刑法教科书——《刑法学》，于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1984年作局部修订后再版，前后发行百余万册。

  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刑法学》荣获1988年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双重殊荣”，在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刑法学教学和科研需要，1987年，在当时国家教委的组织下，高先生又受命主持编写一部供高等院校法学专业适用的新教材。这部名为《中国刑法学》的教科书于1989年面世，1992年11月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从1981年至1996年，高先生共主编过本科、自学高考、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6部，堪称中国当时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数量最多的学者。

  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短短三年时间，高先生主编修订出版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指定教材《刑法学（新编本）》、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新编中国刑法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刑法学》等四部重量级教材，再次引起学界的注目和读者的赞赏。

  在从事刑法学教材建设的过程中，高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刑法学教材建设的基本理论。他指出，要编好一部教材，除了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资料）和“三性”（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的写作要求外，还必须处理好刑法学体系与刑法典体系、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全面论述与重点突出以及编写教材与便利教师使用教材的关系。

  高先生著述等身。1993年，他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出版，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编的刑法学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

  《刑法学原理》以其高品位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直至92岁高龄，高先生仍担任主编，出版《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对实务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

  高先生始终强调，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追求真理，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先生一生之学问，都紧密关注中国实际。他曾谈起在参与立法的调研中，有时要与服刑人员谈话，“这些实际的状况，当时对我是有冲击、有震撼的。不能以书本知识来代替实际状况，还是要脚踏实地，了解一些实际状况，知道中国的一些具体国情、社情”。

  高先生认为，刑法立法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光有政策的指导和理论的贯通是不够的。在制定和修改刑法中，立法技术也相当重要。他指出，立法规定要方便公民学习法律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不能让人对法律规定无所适从。

  根据自己参与刑法立法的多年经验，高先生提出，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表述要明确；二是术语要统一、规范，避免刑事立法文本中出现政治口号、俗语等；三是界限要分清、协调好刑法内部条文之间的关系；四是内容要可行。

  在全面修改刑法典的研究过程中，高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分则条文要多采用叙明罪状，对犯罪特征的表述力求明确、具体，注意各种法定刑之间的协调平衡，实现罪刑均衡。

  关于我国刑法立法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先生将刑法立法的经验进行梳理，归纳为九点——

  第一，刑法立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本国国情；第二，刑法立法要有理论依据、宪法依据和政策依据；第三，刑法立法只宜规定成熟的东西，不成熟的不要规定，能写多少写多少，逐步完备；第四，刑法立法要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便于执行；第五，要做好立法前的充分准备工作；第六，实行民主的立法程序；第七，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参加立法工作；第八，要密切注意法律执行中的问题，适时进行修改、补充；第九，为搞好刑法立法，必须学习相关法律、学习相关的政治和法学理论。

  对于刑法的修订，高先生认为，在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上必须强调四个方面：一是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正当发展，惩治破坏各种经济成分的犯罪活动；二是要跟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运用刑法手段铲除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及腐败现象，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更趋民主化和科学化；三是要总结刑法典施行以来的丰富经验，将其吸收到刑法典中；四是要注意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总趋势，借鉴和吸收国外刑事立法的成功范例和刑事司法的有益经验。

  关于刑法立法完善的方向，高先生认为同样应当注意把握四个方面：一是在刑法的打击方面上，应着重于惩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二是在定罪量刑的基础上，应当由行为社会危害性中心论，转向以行为社会危害性为主、兼顾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三是在刑罚制度上，应由较严厉的和较封闭的刑罚，适当地向缓和开放的刑罚转变；四是在犯罪的适用范围上，应由只注重国内犯罪，向同时也注重国际犯罪和跨国、跨地区犯罪转变。

  而对于司法，高先生非常重视研究刑法分则中的具体问题与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形成了具有务实性、前瞻性的研究风格。基于他精湛的专业造诣，他常常受邀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疑难案件的探讨和司法解释的草拟，每年探讨论证案件达数十件，所参与研究的司法解释包括了盗窃罪、贪污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的认定以及减刑、假释的规范等。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了引入判例指导制度来解决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脱节问题。对于量刑的规范化，高先生认为，定罪是否准确固然重要，量刑是否适当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两者不可偏废。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司法经验的积累，量刑的精确化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予以充分重视。他也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引入数学量刑法、电脑量刑。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动量刑规范化改革，无疑印证了高先生早年提出这一建议的前瞻性。

  合作交流

  身处改革开放的年代，高先生十分注重引领中国刑法学界走向国际舞台。他曾多次出访美、英、德、意、法、奥、日、俄、瑞士、澳、新、荷、比、西、韩、土、埃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及学术交流，积极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1984年，高先生和中国刑法学界同仁参加了国际刑法学协会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刑法大会。先生晚年回忆这段经历仍称之为“向往已久”，这是中国刑法首次接触国际刑法学协会。

  1987年，受中国法学会的指派，高先生参加了当年5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死刑问题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了中国刑法学界对待死刑的主流观点，阐述了中国在防止犯罪问题上的积极成效。这一发言使国际刑法学界对中国刑法刮目相看，当地媒体争相报道。

  此外，高先生还专门向时任国际刑法学协会秘书长的巴西奥尼教授表达了中国刑法学界拟申请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的意愿，得到了协会领导的首肯。之后，由中国法学会报请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刑法学界于1988年正式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并成立中国分会。这一举措对于中国刑事法学界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先生于1999年至2009年，连续两届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并于1988年至1996年至2011年，先后担任中国分会副主席、主席）。

  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于2004年在北京与中国法学会共同成功举办了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对中国刑事法学界走向国际舞台和国际社会刑事法治的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0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了第18届国际刑法大会。高先生因连续两届担任协会副主席而需卸任。但因中国分会的地位和高先生的威望，他在卸任协会副主席后随即被协会聘请为名誉副主席。

  2015年4月15日，当地时间11时30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大会会场上，国际社会防卫学会主席路易斯·阿罗约·萨巴特罗将一项国际性大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隆重授予高铭暄先生。

  国际社会防卫学会设立“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旨在表彰全世界在刑事法领域为推动实现法治精神与人道关怀作出巨大贡献的贤达之士。高先生的获奖缘于他在中国基于人权保障与人道主义刑事政策发展现代刑法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教学研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资深学者，他们活跃在各世界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栋梁之材”。高先生是获得该项大奖的亚洲第一人。

  鉴于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和为推动刑法学国际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2016年11月22日，日本早稻田大学举行仪式授予高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在早稻田大学130多年的历史中，总共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仅137人。这项殊荣是对高先生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以及刑法学国际交流所作贡献的高度肯定。

  在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上，高先生动情地说，他从事这份职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中国刑法学能够早日跻身于世界之林，让世界承认中国刑法学也有其特色和独到之处；在学习西方刑法学的好理论、好经验的同时，要考虑如何消化和应用，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我们的国情出发，不囫囵吞枣，也不生搬硬套。

  高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学子，一定要重视刑法学的国际合作交流，要热心、尽心、耐心，增强勇气、提高底气，既学习他国的长处，又要敢于宣传自己，不卑不亢，达到双赢。

70年前，站在天安门西南侧翘首观看开国大典的学子，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一代学术大家。他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缔造者，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的代表，是新中国建设的“最美奋斗者”，更是学生们衷心爱戴的老师、工作生活的楷模和永远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时延安；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教师 陈冉）